张宁：命名的故事

 

命名的故事：“底层”，还是“新左翼”？

——大陆新世纪文学新潮的内在困境

张 宁

 

摘  要：近年来，大陆文坛兴起了一个“底层文学”思潮，主要表现下岗工人和进城打工农民的生活、命运与抗争。其中一些启用传统社会主义思想资源的作品（如《那儿》、《问苍茫》）又被命名为“新左翼文学”。这些作品及相关评论既包含一些新的因素，如从前国家意识形态里汲取抗争性资源，又往往非历史、非逻辑地解释中国左翼文化传统，导致“新左翼”命题未能释放出应有的涵义和广阔的阐释空间，反而使之狭义化。但使“新左翼”狭义化的还有对“左翼”价值持怀疑、否定的论者，在他们的意识里，阶级论和阶级分析本身就是虚幻而荒谬的，结果不仅使他们放过了对以“社会主义”之名长期存在的“身份制”等级社会分析的契机，又以一种“西方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历史幻觉，面对非规则变动着的当代中国，并衍生出包括“纯文学”在内的各种新意识形态观念。随着所有制改革、政府减轻财政负担的政策调整，以及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社会急剧分化，贫富差距日益加大，旧的身份制社会尚未改变，一个庞大的底层社会业已形成。这给已经习惯于“纯文学”写作的文学界带来道德压力，也使与“纯文学”观相悖的“底层文学”应运而生。但“底层文学”从一开始就陷入争议，其本身在创作和理论上也问题多多，无论是“底层”，还是“新左翼”都很快沦为没有生长性的命题。或许，不是从文坛既有问题，而是从“底层”、“新左翼”所粘合的“问题状况”着眼，新的可能性才会被发现。

关键词：底层文学；新左翼；纯文学；阶级分析

 

一

 

近年来，大陆文坛又兴起了一个新的文学思潮，被命名为“底层文学”。鉴于1980年代中期“纯文学”战胜“为政治服务的文学”，成为当代主宰性的文学观念后，名目繁多的写作思潮便纷来踏至，令人目不暇接，那么这个文学新潮也可能在同样的惯性反应中被接受下来。但这次似乎不同，据作为倡导者的作家和批评家解释，以往的“先锋文学”、“新写实”、“新生代”、“晚生代”、“私人化写作”、“后现代”均以“纯文学”为旨归，这次则反其道而行之，重新强调文学与社会学的融合，强调现实主义写作方法。

 

被称为“底层文学”的作品，通常有这么几类：一是以1990年代开始的国营厂矿所有制改革中工人的悲惨命运及抗争为书写对象，借以发出底层的呼声。如曹征路的《那儿》，写一工人出身的工会主席，受骗参与了管理层抛弃工人的“卖厂”行为，醒悟后起而捍卫工人利益，最终以死相拼的故事。如楱子的《且看满城灯火》，写一位国营企业老工人一家在所有制改革中被抛弃后的命运，以及当年“主人翁”心态的沦落。这类写作也被称为“大厂文学”，语出作家谈歌的小说《大厂》（《人民文学》1996年第1期），但《大厂》本身由于其浓厚的“主旋律”色彩，并没有被当作底层文学。

 

二是以农民进城做工的经历及其命运为书写对象，展示在一个城乡制度性隔绝的社会里，乡下人背乡离土后的各种生活样态。如尤凤伟的《泥鳅》，写一乡下青年进城后如何在怀有梦想的奋斗中被一步步引向他人玩偶，并最终在懵懂中代人受过走向刑场的故事。但更多这类书写则无任何传奇色彩，仅仅展示乡下人在城里谋生时的种种日常遭际、屈辱、同类相恤的欢乐和卑微中的善良天性，如王光瑞的《马路上不长庄稼》（《青年文学家》2006年第6期）和罗伟章的《大嫂谣》（《人民文学》2005年第11期）。这类写作被习惯性地称为“打工文学”，但也有学者为了祛除“打工”一词所包含的过强的经济学意味（“劳动力资源”），将此命名为“乡下人进城”叙事[①]。由于城市未必都是都市，农民背井离乡在一些小城镇或矿山打工的文学书写，也可被包含在这类分类中。如刘庆邦的《神木》（《十月》2000年第3期）写了一个触目惊心的杀人故事：两个底层乡下人设局在矿井下杀了另一个乡下人，冒充其亲人诈领矿主的私下赔偿——但这并不是偶然为之，而是一种赚钱的门道，直至再杀一位少年时其中一位起了同情心，两人内讧而相互杀死。[②]

 

在这两类之外，还有沿袭传统的都市文学和乡土文学写作范围而表现底层民众生活的作品也被称为“底层文学”，其中有时也穿插有工人下岗、乡下人进城的故事，但占据主要空间的则是市井乡间的日常痛苦与欢乐，如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故事》（《北京文学》，1997年第10期）和李佩甫的《城的灯》（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不过，称这类作品为“底层文学”也有争议，认为这会让“底层文学”成为一个过于泛化的概念。

 

但即使如此，“底层文学”仍然是一个边界不清的概念，因为取“底层”这一社会学术语命名“文学”，本身就会使概念泛化。直观地看上去，“底层文学”更像是“穷人文学”，而“穷人文学”在中国古代就存在，比如民间流行的“智长工斗愚地主”的故事，就体现了穷人虽不能在现实中改变自己的地位，但却能在叙事中取得道德和智力上的优越感。但“底层文学”显然不愿意等同于“穷人文学”，它似乎应该有更深刻的动机和更广泛的表现域。“在某种意义上说，底层写作是‘左翼文学’传统失败的产物，但同时也是其复苏的迹象。”[③]有评论家这么来描述“底层文学”，果然，当中篇小说《那儿》发表之后，便有人看到了“左翼文学”复兴的希望，并迅速命名为“新左翼文学”。

 

二

 

《那儿》被称为“新左翼文学”的根据是，“在小说中,‘我小舅’反抗的精神资源来自于传统社会主义,这里不仅有旧社会工运领袖(小舅的“姥爷”)榜样的力量,也有‘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的理想,而小说的标题也来自于‘英特纳雄耐尔’最后两字的口误。此中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历史及其赋予的阶级意识,作为一种保护性力量在今天的重要,而小说对社会主义思想的重新阐发、对下层人民悲惨生活现状的揭示,可以看作‘左翼文学传统’在今天的延续”[④]。需要说明的是，小说所写的生活内容是有相当的历史根据的，其中成功的抗争案例当属被中外媒体报道过的“郑州造纸厂事件”[⑤]。在这个事件中，工人们付出了沉重代价，但却坚韧不屈，成功维权。支撑他们持续抗争的精神力量基本上是1950-1970年代所接受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如“工人阶级的主人公意识”，如在厂门口贴出毛泽东语录。对此事件的一项调查报告曾这样描述：“老工人们反对国有企业改革中把工厂的国有资产变卖或者拱手送给私人老板的做法，他们不能接受自己为之奉献了一辈子的工厂被分解。这里的工人有一个共同点，普遍怀念毛泽东时代，怀念计划经济体制，推崇毛泽东思想。他们认为在计划经济时代工人是国家的主人而现在却成了弱势群体。”[⑥]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味的现象。当国营企业工人在计划经济时代被允诺做主人公时，“他们为各种国家福利所覆盖，似乎并没有表现出强固的工人阶级自主意识”；而当他们处于“下岗”、“买断”、“离职”，“退出生产领域以后”，他们的工人阶级自主意识反而觉醒了。“其中,这些工人与国家的关系构成他们形成自主意识的一个重要的参照系和可得资源。在很多情况下，当原国有工厂的设备和资源面临被出售的命运时——就是说，国有企业工人与这些国有资产哪怕仅仅在理论上才拥有的‘主人翁’关系将被最终割断时，这些工人往往会群起抗争，由此开始向着阶级形成的方向前进”。[⑦]在小说《那儿》中，“我小舅”就是在目睹众多工人兄弟下岗陷入绝对贫困之中，连他年轻时曾喜欢过的工友杜月梅也被迫走上了卖淫之路时，才萌发了“有人要出卖咱工人阶级”的自主意识。这为谈论“新左翼文学”在当代的可能性带来了困扰。

 

不少评论者在谈到“新左翼文学”所继承的左翼文学传统时，往往依据这样一个历史线索：30年代左翼文学 → 延安文学 → 共和国文学 → 文革文学，并将之视为一个一以贯之的“无产阶级文学传统”，尽管有时也把其中的某一项置换为40-50年代曾使用过的“人民文学”。但这一线索既沿袭1950年代的大陆文学史叙述，又与1980年代以来大陆学术界“祛左翼化”思潮相交映，充满了“将结果推论为过程”的本质主义特征。因为从理论上言，左翼文学是“受压迫者文学”，但延安文学的出现，已经混合了太多“胜利者文学”要素，到1949年之后，那个最初渊源于左翼文学的共和国文学已经完全变成了“胜利者文学”；从历史中看，虽然延安文学的作家主体大多来自左翼文学作家圈，不过，经过“延安整风”，真正的左翼文学已消融于工农兵文学之中。[⑧][7]但其间并非没有复杂性，也并非不隐含着新的历史可能，比如，倘若此后的历史是朝着当初允诺的新民主主义而不是人为的急进“社会主义”道路发展，那么，工农兵文学或涵义更为广泛的“人民文学”，不是没有可能发展出一种特别的国民文学。即便是后来的“胜利者文学”，由于它讲述的很多是受压迫者、反抗者的故事，虽然时态是过去时的，功能是以“昨日之非”证“今日之是”，性质是国家意识形态，但在强力灌输的过程中也并非没有播散平等、公正的理念，以至人们，至少是一两代人，在其现实感知上被愚弄的同时（比如“文革”时期），也在早期教育中受到了鱼龙混杂的社会主义价值熏染。

 

于是人们不得不遭遇一系列困境。比如，如果重拾社会主义价值，是否有必要将之剥离出曾搭载这一价值的沉重历史过程？而剥离出历史过程的价值，是否只是知识分子的“书斋里的革命”？这已经不是一个理论问题，在许多国营大企业因破产、拍卖而引发的工人的激烈抗争中，自由主义者、新左派的理念都起不到作用，真正起作用的反而是“文革”造反派的理念。正如《那儿》里所表现的——“他们出卖咱工人阶级”。但这种以“国家主人翁”为支撑的工人阶级意识，却又是在1949年后的“新等级社会”中锻造而成的。在前述关于“郑州造纸厂事件”的调查报告中，下岗工人们哀叹“在计划经济时代工人是国家的主人而现在却成了弱势群体”后，便接着发出了这样的抱怨：“他们认为国家让农民工自由流动形成了盲流，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有很多人到了城里也根本找不到工作，国家应该有计划地宏观调控。”[⑨]这里又遭遇到一个反论：如果不将价值剥离出历史过程，那么被称之为“社会主义”的这种价值，是否还具有社会主义性质？

 

再比如，如果把《那儿》命名为“新左翼文学”，并将之与历史上的左翼文学相关联，那么它关联的是什么样的、什么时期的“左翼文学”？它是否也关联于可被称为“统治者文学”的那部分？如果是，那么该怎样定义“新左翼”？如果不是，又该如何落实于新的阶级主体？正是对这一系列理论和历史困境不加追问，使得关于“新左翼文学”的讨论经常陷入当事者自己也觉察不到的混乱。如一篇认为《那儿》代表了“左翼文学”传统的恢复的文章，在给这个传统勾勒出如下历史线索“从上世纪20—30年代以先锋姿态出现开始,经过延安文学,17年文学再到文革文学”之际，又将“左翼文学”的创作倾向定性为：“它以骨肉相亲的姿态关注底层人民和他们的悲欢,它以批判的精神气质来观察这个社会的现实和不平等,它以鲜明的阶级立场呼唤关于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理想。”[⑩][8]而根本罔顾历史事实：禁止写社会阴暗面，甚至不许写“中间人物”的“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除了对社会现实歌颂外，又何曾“以批判的精神气质来观察这个社会的现实和不平等”？也是对这一系列理论和历史困境不加追问，才使得“新左翼文学”的桂冠只能奉献给极少数特殊的作品，如几乎所有讨论只限于曹征路有限的作品[11]，而这些作品，如《那儿》，的确以强劲的笔力写出下岗工人觉醒了的阶级自主意识，但这种意识却只能在国企“老工人”[12]被抛弃的特定时刻，发挥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特定功能；到了他新近发表的长篇小说《问苍茫》（《当代》，2008年第6期），当人物和场景转入进城打工的“新工人”（农民工）和沿海合资企业，阶级冲突只能以“劳资纠纷”的形态出现时，在《那儿》中作为阶级意识的思想资源，却只能退居到背景的模糊之处，通过某位个工人领袖之口偶然道出：

 

唐源沉默了一会儿，说，现在回过头想想也只有毛主席才是真心为工人农民的，可惜我们大家都看不清楚，也跟在后头骂。然后就大口喝啤酒，跟着眼角那儿就渐渐有了湿斑。[13]

 

这自然提示了前意识形态在历史条件改变后所包含的反抗性资源，但也明显带着作者为了使《问苍茫》与《那儿》尽可能达到某种一致性而刻意为之的痕迹。因为在中国特定语境的“劳资纠纷”中，能够担当工人领袖者的思想资源并非只有前意识形态所曲折包含的反抗性因素，也并非只有这种反抗性因素现成、就手。于是，“新左翼”这样一个极具包容性的命题，便在评论者和创作者双双设置的小巷般的视域里被人为地狭义化了。

 

三

 

其实，让“新左翼”这一极具包容性的命题“狭义化”的，不仅是那些肯定“左翼文学”的论者，还有、甚至更多的是那些对“左翼文学”价值持怀疑、乃至否定的论者。后者通常对“改革开放”前的沉重历史有着高度警觉，但他们和前者一样，对诞生于1920-1930年代的左翼社会运动包括左翼文化运动最终演变成“极左”政治的历史过程，往往缺少细密的分析，更缺少有洞察力和生长性的方法论意识。他们习惯以从“改革开放”前的沉重历史中携带出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来反思、批判那段种沉重历史，结果只能以历史结果来推断历史过程，而无法“火中取栗”般地识别在那段沉重历史中的官方意识形态里，亦包含社会运动与思想价值的历史合法性源头。这使他们一开始就全面否定虽然泥沙混杂、但也不失悲壮的左翼社会运动包括左翼文化运动，全面否定支撑这一运动的社会主义价值以及诞生于西欧的马克思主义。

 

由于“阶级身份化”和“身份凝固化”的惨痛历史结果，自1980年代“新启蒙”运动开始，大陆思想界便全面排斥了“阶级分析”方法，将其视为一个富有悲剧性而又荒诞的笑话。因而，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在大陆创作界，尤其是在理论和批评界，阶级论的视角基本阙如，甚至连现今被热烈谈论的“底层”这种社会学一般性视野也基本阙如。如果拿“底层”作为关键词，搜索权威的“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会发现以“底层”与文学相关性为视角，并在篇名中嵌入“底层”字眼的当代文学理论和评论文章，在1980-2008年的近30年间时间分布的严重不平衡：

表一

年份	篇数
1980—1997	4[14]
1998—2001	2
2002	5
2003	6
2004	14
2005	25
2006	63
2007	90
2008	150

 

在1980年后的长达18年间，同类性质的数据竟然不如2002年一年的数据，更遑论2004年“底层文学”破题后快速增长的同比。而之所以将1998年作为一个新的统计的起点，是因为此前统计数据中尚不包含对新的社会分化的反应，其中正面阐述作家应有“底层劳动者意识”的一篇，特别将这种意识定义为“不是指底层劳动者的意识，而是指作家的一种富有洞观倾向性的审美意识,即那种意识到底层劳动者存在景况的意识”[15]，足见此前“意识到底层劳动者存在景况的意识”之匮乏。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上述不平衡有1990年代中期后社会分化日趋严重的历史原因，但在此前的历史中，包括在被称为“平均主义”、“大锅饭”的文革时期，并非没有阶级分野，更不是没有早已严重到完全“身份化”的社会分层，但这些分野和分层却极少被被诉诸阶级分析。其实，早在1963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就出版了Milovan Djilas（当时译为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删节本，1981年，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理论室又印制了该书的全译本（作者被改译为吉拉斯），尽管均是内部发行，但在1980年代，还是为一些学者、乃至学生等普通读者读到。然而，这本对现实社会主义成功做出阶级分析的著作，即使在1980年代社会最开放的时期，也未让它的中国读者习得用阶级分析的眼光看待传统的现实社会主义，更没有减少他们对阶级分析方法的厌恶。这与后来一批被称为“新左派”的论者在引入“全球化”批判的视野后，也仅仅用来观察国际上的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之间的不平等秩序及其结构上的原因，而拒绝用这样的原理观察国内“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之间同样的不平等秩序及其结构上的异样的原因，具有方法论上的异曲同工之“妙”。

 

既然人们没有学会以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自己所处的传统的现实社会主义社会（其中的大部分结构一直延续到今天），自然更不会想到用它来分析破除这种社会之后所意欲迎来的新时代。人们似乎更愿意以一种直线式思维，把1950年代的“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迅速置换为“西方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并在一种纯观念、非历史的幻觉中构建起一套以“现代性”为核心价值的关于世界及自身的新的总体知识。其中，“纯文学”观正是这种总体知识的组成部分。在有关“底层文学”的讨论中，不少论者都把“纯文学”和“底层文学”作为一组正反题来看待。但“纯文学”观在当初建构时，并非是不适当的，它的对立面正是那种“不纯”的、太社会化了的文学，这种文学在当时的特指也非常明确，即1950—1970年代流行的“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及其在新时期的翻版——文学“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观念。正是后者，以及与此相关的“组织措施”，障碍了“新时期”初期现实主义向“广阔的道路”的发展[16]。此时，若要冲破固有的文学意识形态，只有绕开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于是，一些作家批评家便利用当时政府倡导“按科学规律办事”的舆论氛围，以文学也像经济一样有其自身的规律这一理由，成功地规避了可能招致的麻烦。“纯文学”观就建构在文学应回到“文学本身”，文学不应搭载不属于它的社会学、政治学、新闻报道等各种超载之物这类意识之上，而且在短时间内便迅速瓦解了传统的文学意识形态，成为当代主宰性的文学观念。[17]但不幸的是，“纯文学”这个原本由策略性要素构成的命题，却逐渐变成了本质如此的战略性规划。它固执地隔断了文学与政治、社会、历史的关系，坚决排除文学的社会学视野，拒绝考虑文学与现实语境之间的交叉和摩擦，甚至不加区分地驱赶所有历史上既有的现实主义。它仅仅追求语言、文体、修辞和“陌生化效果”，仅仅热衷于表现没有历史位置、缺失现实关系的“孤绝的个人”。[18]终于，这种以反政治为初始口号的文学，变得与现实政治最为相安无事。正当它沿着“现代性”和“永恒性”之路向前迅跑之际，却兜头碰到以“底层”为显现符号的巨大社会变迁。

 

四

 

从1990年代起，在原有的身份制社会没有任何结构性改变情况下，新的社会分化便已经开始了。其中两个最为突出的变化是，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各类性质的企业、服务业急需廉价工人，大批乡下人以“农民”身份背井离乡进城打工；由于国营企业所有制改革，大批原本有工资和医疗、养老等福利保障的工人，下岗、失业。“底层文学”所热衷表现的两个领域，便是与此相对应的。

 

大陆原有的身份制社会是建立在城乡二元对立结构和“干部—工人—农民”三种基本身份划分基础上的。前者是靠严格的户籍制度来维系的，除了考学、当兵、招工等少数几个渠道，城乡之间几乎是凝固的、不流动的；后者则靠严格的政策规定及一系列相应待遇所支撑，国家干部、国营企业工人、集体企业工人除了工资之外，尚有各自不同的住房、医疗、养老等福利保障，而农民除了土地收入外则无任何福利保障。[19]这种情形，一方面使同一阶层的人群呈现出大体平等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也使社会分层刚性化，形成了森严壁垒的世袭性社会等级和个人身份差别。

 

将这种城乡二元对立社会称之为“两个中国”一点也不过分。而中国大陆1990年代开始的市场经济改革便是在“两个中国”的背景下展开的，同时改革的目标又没有指向“两个中国”这一痼疾。于是，当大量作为多余劳动力的乡下人进入城镇以满足新兴的工业和服务业用工需求时，他们的“农民”身份丝毫没有改变。他们在遭受着普遍性的经济剥削的同时，也遭受着特有的国民待遇剥夺，这比在一个封闭的乡村世界里更显得触目。与此同时，原本相对优越的城市产业工人，在所有制改革和政府减轻财政负担的政策调整中，开始失去稳定的工作和各种福利待遇——仿佛一项早已签订的契约：工人享有一个终身不解聘的职业及附加的一定福利保障，同意接受政府为积累资金发展重工业、国防工业而给予的仅够维持劳动力生存和劳动力再生产的低廉工资。如今，这原本就苛刻的契约，也单方面宣布作废了，迫在眉睫的当下生计，基于这一“契约”而对未来的想象和设计，统统处于未知和混乱之中。尽管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面包、蔬菜、日用品和家用电器在增多，但城市工人和乡下农民在上述两个方面生活的变动和溃败，却日益彰显了急剧恶化了社会分层和阶级分野。即便是因无可奈何而对由来已久的身份化社会业已淡漠的作家、评论家，也无法漠视这一新的触目的巨大社会变动。“底层文学”命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而被提出来的。

 

然而，“底层文学”作为命题究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文学应该重归其在中国现代传统中早已存在的社会学视野？意味着现实主义应该恢复本应有的历史地位？意味着一种与社会学视野相融合的文学观应取代业已成为主宰性观念的“纯文学”观？意味着一种重新引入的底层立场和底层视角？一种重新燃起的道德热情和伦理关怀？也许意味着这一切，但作为其反题的各种诘难也同时不绝于耳。而“底层”概念本身在争论中也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立场相反的论者都有对这一概念用之于命名“文学”的质疑，如认为“底层”概念过于模糊、“没有历史感”的论者，建议用“工人阶级”这样一种能揭示“在生产方式中这群人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透视社会结构中的权力关系”的概念取而代之[20][14]；而认为“底层”潜含着一种上对下的俯瞰视角，并有可能漠视“底层个体存在”的论者，则倾向于取消“底层”对于文学的命名，将其重新归为早已被确认的含义更为丰富的“人的文学”。[21]

 

而从创作实绩观察“底层文学”或对底层苦难的书写而做出的批评，通常则很少引起争议。陈晓明曾以2004年度《人民文学》“茅台杯”创作奖候选作品为例，指出“底层的苦难依然成为当今小说叙事的主体故事”，并发现受社会严重分化刺激和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争论的影响，作家们“很容易从人道主义立场转向人民性立场”。然而，在作品的具体叙事中,为了维系对“人民苦难”的书写与艺术独特性之间的平衡，现实主义的常规叙述又总是被某种“小形式”突然转折，或“通过一个细节来改变主题,促使主题变异”，于是，“那些底层民众苦难生活的表现并没有全面深化，那些社会对立和矛盾也总是被化解”，但这却使作家们在现实创作格局中获得“思想深化”和“艺术创新”的双重褒奖。但陈晓明并未将此视作作家们的投机取巧，而是看到了其中所隐含的历史、文学和作家主体方面的诸多障碍：“文学叙事本身已经被多种因素决定和分化,仅仅依靠具有意识形态意义的立场或主题无法成为写作的全部的资源和动力,也无法决定一部(篇)文学作品的艺术性。这就使人民性在小说叙事中不能彻底贯穿下去。对底层的悲悯情怀也只能是人道主义式的悲悯,其人民性并（未）指向对人民苦难的历史根源的揭示,这种揭示不再是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意义上的表达,只是有限的艺术表现。就这种情况,当然也可以说是作家没有能力,也不可能去深究“人民苦难”的根源。很显然,“描写人民”这是现实主义的惯用语,但“人民被边缘化”却是一个新的难题。“人民的苦难”是一个现代性的革命历史主题,它无法成为一个现实主题,这使“人民性”的当代性只能变成叶公好龙,造成它必然向美学方面转化。作家不想、也不可能真正从历史与阶级意识的角度来揭示人民的命运,这一切与其说是自觉地转向人民性立场,不如说是因为艺术上的转向使这批作家与这样的社会思潮相遇,与这样的现实境况相遇,他们获得了这种文学表现的现实资源,他们可以在应对现实的同时,完成艺术上的深化。也就是说,人民性不再是自觉建构的意识形态,而是文学性创新压力下寻求自我突破的一种现实捷径。”[22]陈在文中还指出一个现象，即“苦难总是伴随着欲望化的叙事,这在对苦难生活描写中显然是不协调的层面,也就是说,对苦难的表现实际被其他的叙事话语所分化”[23]。而这一苦难叙事和欲望化叙事的混合，也被此后的论者屡屡批评为是对时代消费主义的就范。此外，还有批评家指出了“底层叙述”另外几种弊端：

——“有的作家在表现苦难时脱离了具体的语境，将之抽象化、概念化、寓言化，同时也推向极端化。于是，‘底层叙述’变成了不断刺激读者神经、比狠比惨的‘残酷叙述’”；

 

——“有的作家以简单的‘城乡对立’、‘肉食者鄙’等线性逻辑理解复杂的‘底层问题’，以苦大仇深作为推动故事的情绪动力，于是‘底层叙述’变成了隐含的‘仇恨叙述’”；

 

——“还有的作家既无底层经验，又少底层关怀，只因题材热门、‘政治正确’，也来分一杯羹，寻求‘入场’的捷径，这样的‘底层叙述’已经是一种‘功利叙述’……”[24]

 

其实，不仅关于底层苦难的叙述及其突然而起的“人民性”主题呈现为创作界的“美学脱身术”，而且——从前面“表一”逐年快速增长的数据中可以直观到的——迅速炙热起来的关于“底层文学”的讨论，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视为批评界的“理论脱身术”。因为自19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在遭遇历史重创，纷纷适应“与国际接轨”的学院制度后，知识生产便成为他们主要的活动方式。如果说1980年代，以知识分子自视的批评家怀着真诚的启蒙理想从事写作，同时也借此体现刚刚被确认的“自我实现”价值，那么，1990年代以来以学院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批评家，则更多地从事职业性写作，花样翻新的各种写作品种或文学、理论思潮，正好适应了他们从事知识生产的需要，或者正是他们在推动各种花样翻新的写作品种或文学、理论思潮。考察大陆各种写作思潮的缘起，会发现它们大多发生在1990年代。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一方面是社会巨大变动刷新了他们的现实感，唤起了一种道德关怀，另一方面“纯文学”观陷入被质疑的困境，写作新潮出现的频率也骤然降低，于是踌躇着方才登场的“底层文学”，便立即成为知识生产的热力场。有关“底层文学”的讨论在成为新世纪文学批评热点的同时，却鲜有具有生长性的论述的出现，便与此相关。

 

但“底层文学”所呈现的创作和理论困境并非不为它的倡导者们所感知，企图引领之和规范之的努力却效果不佳。其中的一个方案是用“新左翼文学”重新规范“底层文学”，并将后者上升为一种“新的美学原则”（刘继明）[25]；另一种努力则是将“新左翼文学”从“底层文学”中分化出来，使它们成为两种既相关又不同的写作品种。[26]但正如我们前已分析过的那样，由于对中国左翼文化历史传统本身就存在着理解上的混乱，也由于“新左翼”倡导者缺少对中国左翼社会运动缺少应有的批判性反思，“新左翼”概念业已被狭义化，失去了重新解释的广阔空间。

 

难道“底层文学”真的只能成为一个没有生长性的学术生产命题？难道“新左翼”只能成为一个被狭义化、乃至被糟蹋的概念？也许，“底层”、“新左翼”作为名称、术语、命题、概念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名称、术语、命题、概念在具体语境出现时所粘合的“问题状况”。早在1990年代就写下《底层》一文[27]的文学评论家蔡翔，在新书出版之际曾这样追问道：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重新叙述底层，是为了唤起道德的同情和怜悯？当然不是。是为了重新接续某种“苦难”叙事？也不完全是。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回答，就我个人而言，在非文学的意义上，重新叙述底层，只是为了确立一种公正、平等和正义的社会原则。[28]

 

“重新叙述底层”首先出于一种心痛；“确立一种公正、平等和正义的社会原则”则须得自一场也许漫长的社会运动。在“心痛”和“社会运动”之间，还连接着无数的中间环节，坚竖着无数的中间项。也许只有通过“重新叙述底层”，才能使这遥远的距离获得一种关联。而且，“心痛”不仅来自“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王怡语），也来自自己的无力行动，甚至在大众陷入苦难时“我的职业和工作以及相应的生活方式已经‘中产阶级化’了”。这种对“身份怀疑”、身份“断裂”的自觉，既是叙述的动力，也是政治的动力。因为“我们不可能逃避底层灼热的目光注视，只要我们仍然在追求一种公正、平等和正义的社会原则。即使我们的立场再往后撤离，那么，任由底层的彻底贫困，对社会的颠覆，就会以一种更加粗暴也更加残酷的方式进行。那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什么是对我们自己的报应”。[29]

 

也许，在作者写下这些文字时，早有人在与此不相知的情况下投入了“确立一种公正、平等和正义的社会原则”的行动。他们也许人数极少，处境孤单，日常生活本身就经常处于麻烦之中。他们就是《问苍茫》中的各种性质的唐源，虽然绝大多数并不与唐源分享同一种意识形态。这是一批“确立一种公正、平等和正义的社会原则”的先驱，这是一种被时代限定却又注定超越时代限定的行动，“重新叙述底层”时的心痛，对“身份怀疑”、身份“断裂”的自觉，不愿看到“对我们自己的报应”的愿望，在某个曲折之处便都可能与此相关。而一种文学与政治的相关性，一种文学不只是为了文学自身，也不只是为了个人奋斗或个人审美，而是“为……(如改造社会)”的目标，或者始终与“为……(如改造社会)”为目标的视域相融合，也在此展现了新的可能——那不正是鲁迅时期的中国左翼文学传统吗？

 

而“底层”也未必不能唤起一种集团意识，它完全可以成为中国式的“无权者”[30]而被赋予权力/权利。而文学参与召唤这种“底层/无权者”意识的历史过程，不也应该是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当然，这可能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但又是一个极具生长空间的过程。其现实的严峻性可能会使人们忘却它，装作看不见它，但却不能说历史的可能性不在我们身边。

 

2009年4月

 

（刊于《文史哲》2009年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