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与“左翼”的同质性
——关于新文学运动与左翼文学运动“共性”的思考
张 宁
历史的悖论有时并不来自历史本身，而是来自有关历史的言说。当1920年代末左翼文化运动肇始之际，其当事人就曾把这场刚刚开始的运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质”上区别开。后期创造社虽然并没直接喊出“脱弃‘五四’的衣衫”，但却强烈地内含着这一“脱弃”逻辑。成仿吾在他那篇著名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就通过一个当下的空间位置图：资产阶级文学—→小资产阶级文学—→普罗列塔利亚文学，把新兴的文化运动在时间上潜在地与“五四”区别开，由此得出了他的必然性的历史逻辑：文学革命—→革命文学。冯乃超依据这种历史逻辑，横扫文坛，也横扫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历史成果。李初梨则通过重新解释“文学是什么”，以及诸如“审查动机”等自我唯意志，更把五四新文学和左翼“革命文学”做了本质上的断然区别。[1]几位创造社的宿将新秀们急于把他们刚刚从日本带回的“真理”，连同等于真理的自己推荐出去，便把文学革命轻而易举地埋葬在黑暗里（有趣的是，仅给前期创造社有限的成员留下通向光明的路径）。
明确提出“脱弃‘五四’的衣衫”的是瞿秋白。他在被迫退出中共最高决策层赋闲于密室后，于1931年写了一系列文章，阐述正在兴起的左翼文学运动和文艺的普及化问题，尖锐地触及到这场新兴运动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关系。在他看来，五四白话文运动并没有产生“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反而造成了“文学”与“广大群众”的新的隔阂，因为这场运动并没有实现“言”和“语”的统一，造就出“我手写我口”式的“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它只不过贡献了一种不同于文言（“周朝话”）、新文言（“明朝话”）的五四白话（“欧化文”），几万万不识字或初识字的普通民众是根本不能享用这种白话的；而用这种白话来书写的“新文学”，也不过是“非驴非马”的“骡子文学”。他因此得出结论：“这次文学革命，……差不多等于白革。”[2]
那么，瞿秋白心目中最终的“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现代中国文”是什么样的呢？——用罗马字母，或至少用“绝对的白话”记录口头语言，用普罗大众能听得懂的口头语言书写文学、科学和学术等。但瞿秋白的立足点显然不是纯粹的语言学和专业性的，而是要用极易学习、人人都能掌握的罗马字母或“绝对的白话”创造大众文学，使之参与到变革中国的社会动员之中。这个“变革”就是“革命”，是无产阶级推翻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的统治，建立苏维埃式的“新中国”。在他看来，“五四”的不彻底，就在于这场运动的资产阶级性质——五四“文学革命”仅仅满足于为新的权贵阶层提供现代（“摩登”）文学。在这样一种思想逻辑支配下，主张“脱弃‘五四’的衣衫”，来一场“‘无产阶级’的‘五四’”自然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这一自我描述和自我定位，今天可称之为“左翼”遗弃“五四”。
但“五四”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位置几乎是不可动摇的。就在瞿秋白和后期创造社这么来做自我描述和自我定位时，就已经遭到了来自左翼文学运动内部的抵抗。据茅盾回忆，《学阀万岁》写出之后，就“有几个朋友认为不能发表，退还了秋白”。茅盾还曾当面问他，“你真正认为‘五四’以后十二年间的新文学一无可取么?”瞿的回答则并非原则性的，而是“不用猛烈的泻药，大众化这口号就喊不响呀!”茅盾据此认为瞿秋白一系列耸人听闻的论断不过是“矫枉过正”而已。[3]鲁迅也认为瞿秋白的“绝对的白话”不可行，他坚持把“大众”分为甲、乙、丙诸类（有很受了教育的；/有略能识字的；/有识字无几的），并把丙类排除在“读者”之外。他直告瞿秋白，即使是为“乙类”读者写书译书，“现在也还不能和口语——各处各种的土话——合一，只能成为一种特别的白话，或限于某一地方的白话。后一种，某一地方以外的读者就看不懂了，要它分布较广，势必至于要用前一种，但因此也就仍然成为特别的白话，文言的分子也多起来” [4]。这一技术性讨论，等于推翻了瞿秋白否定“文学革命”的立论基础。而瞿秋白自己，在发表关于“五四”极端之论的一年后，也不得不回到“光荣的五四的革命精神”这样的措辞上，虽然他仍然认为“五四”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运动”，但已声称“无产阶级决不放弃五四的宝贵的遗产”。[5]此后，在左翼政治力量成熟起来后，已将“光荣的五四”叙述进自己的历史，“五四”及“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也被定性为“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6]（P698），从而将早期被刻意拉开的“左翼”和“五四”之间的“裂痕”成功地焊接在一起。
然而，历史叙述通常会受到历史本身的挑战。进入1980年代后，“五四”的“彻底的反封建性”受到突出的强调，其针对性正是被认为是导致了“十年动乱”的“封建法西斯”的极“左”思潮，而这一思潮的源流又恰恰被追溯到30年代左翼文化思潮。于是，弘扬“五四”作为一个显在的主题，与“祛左翼化”作为一个潜在的命题[7]，便相得益彰地成为新的时代潮流。那个曾经声称自身“高于”五四的左翼文化思潮，那个后来又被叙述为与五四进步文化“同体化”的思潮，如今却以“蒙昧”的角色，承受着被重新定义为“启蒙”的“五四”的击打。在一种特有的历史条件下，这一“断裂”虽未以命题形式被突出地彰显，却以未加命名的强劲思潮贯穿于整个“新时期”。
这一强劲思潮所引发的一个态势，可称之为“五四”遗弃“左翼”。
20世纪的中国历史就是如此悖谬——它不断地被指责着错误，也不断地总结着教训。然而这种“指责”和“总结”，一方面无不带着当下焦灼着人心的“问题状况”，另一方面又预留着新的“被指责”和“被总结”的空间。今天，当我们从每个“遗弃”所粘合的历史状况中稍微抬高一点目光，或者把业已产生的新的历史状况纳入视野，就会发现，被两个历史时期（20世纪二三十年代和80年代以来）共同描述为“断裂”、判定为“不同质”的“五四”和“左翼”，不仅从未彻底断裂过，而且所谓 “不同质”也是相对的，甚至从一个历史的“长时段”中观察，其“同质性”可能并不小于其“不同质性”。
今天通常把“五四”描述为“启蒙”，把“左翼”描述为“革命”，正像如一位立场似乎超然的学者所区分的：“这批（左翼）文艺工作者与前一辈作家的作风迥然不同。他们倾心于意识形态的号召，也因此更愿意从事具有煽动性的文学述作。”[8]（P53）但假如我们此刻不把诸如“启蒙”、“革命”、“意识形态”、“煽动性”等概念做一狭义的理解，即“狭义化”，那么我们就会讽刺性地看到，五四新文学恰恰就被冠以（文学）“革命”，左翼文学也恰恰被当作另一种“启蒙”——“‘无产阶级’的‘五四’”，而且很难说“民主”、“科学”乃至隐含的“自由”之号召就不是当时的意识形态，而“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的呐喊也很难说不具有“煽动性”。将一种本应“狭义化”的历史现象给予“广义化” 的理解，并赋予不可移易的“本质”属性，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最常见的意识形态处理方法。而不易辨析之的困难在于，这一意识形态处理方法一方面粘合于历史结果，具有一种以“单一结果”取代“多因现象”的倒果为因的错置，另一方面又因为历史结果的惨痛，极具当下的“批判性”和“总结性”这一问题状况，使之看起来像是历史本身。
其实，即使在左翼文学运动中持极端之论的瞿秋白那里，在对“五四”的批判中仍然暗含着另一种线索，那就是对鸳鸯蝴蝶派的拒斥。这一线索是那样模糊，以至于在以阶级为划分的对抗中，显得那么不起眼，但这一线索却绝非不重要。事实上，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文学革命”就有一隐一显两个层面，显性的是文学观念层面，其针对性是以文言为载体的旧文学，所谓“选学妖孽，桐城谬种”；隐性的则是现实文学层面，其对手在相当程度上则是鸳鸯蝴蝶派。前者霸占着文学的正统地位，不推到它，白话新文学无以生根，因而需要大声疾呼，激烈论战，乃至没有论战也要制造论战；而后者则是新文学诞生后的真正敌手，因为鸳鸯蝴蝶派不仅使用着与新文学同样的主要基础文类（小说），而且占据着既有的文学期刊和大众传播媒体，并掌握着都市的主要文学读者。然而，非常诡吊的是，鸳鸯蝴蝶派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旧文学，它是介于新旧之间、具有近代意义的一个品种，事实上，正是它才体现了文学之于资本主义的真正属性——文学作为商品，也仅仅作为商品。而资本主义，又是古老的中国在近代几十年挣扎中被迫走上的道路，这个道路与“五四”所倡导的“科学”、“民主”，乃至暗含的“自由”并不矛盾。
这里的症结并不在于鸳鸯蝴蝶派作家何以创作鸳鸯蝴蝶派文学，而在于市场何以需要鸳鸯蝴蝶派文学，而这，正是“五四”新文学乃至整个新文化运动的着力点之一。可以这么来描述，在“五四”新文学中隐含着“未来中国”的影像，它以一种“主动”的姿态，彰显着文学的主体性，体现着文学唤起公众主体性，进而改造世界的雄心，因而是一种负有“使命”的文学。而鸳鸯蝴蝶派则以一种“被动”的姿态，通过文学作为商品的属性，迎合也受制于文学市场，因而是一种不负有“使命”的文学。对此，胡适曾在无意间做过区分，他1918年的一篇《论短篇小说》的演讲中列举的反例正是鸳鸯蝴蝶派的套路：“某生，某处人，幼负异才，……一日，游某园，遇一女郎，睨之，天人也”；而作为真正短篇小说的则被比作一棵被锯断的大树的“横截面”，“一人的生活，一国的历史，一个社会的变迁”都蕴含在这个“横截面”之中。[9]（P395-396）这种看起来像是技术性的讨论中，则包含了对新的读者的召唤，延续着梁启超当年的“小说新民论”的呼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胡适暗含的逻辑里，鸳鸯蝴蝶派已（通过对短篇小说的定义而）被排除在“文学”之外。正是在刊登胡适《论短篇小说》演讲稿的那期《新青年》上，一位此前不知名的作者发表了一篇名为《狂人日记》的短篇，无论从哪个角度言，都像是对胡适排除掉鸳鸯蝴蝶派的短篇小说定义的佐证，当然这篇小说的意义远非如此。
而从这个角度对比五四新文学运动与此后的左翼文学运动，会发现在其内在逻辑上，后者一直延续着前者。仍以瞿秋白为例，尽管他在左翼内部属于对五四新文学持极端之论者，但他以罗马字母取代汉字或“绝对的白话”的主张，却正位于五四白话文运动的逻辑延长线上，甚至是钱玄同等“废除汉字”主张的直接继承；他极力让文学参与社会动员，以建立未来中国的逻辑，也无不包含在五四新文学的文学想象乃至清末梁启超的“小说新民论”之中。从主张上来看，瞿秋白是否定五四“文学革命”的，但当他以五四新文学延续到当今的现状为这一立论的参照时，他所能诊断出的症状恰恰是“中国新文艺的礼拜六化”。他沉痛地问道：“现在，谁还需要文化革命呢？谁？”中国的绅商吗？除了有些“自以为很巧妙的戴起马鹿（愚蠢）民族主义的帽子，鼓吹屠杀政策”，多半只满足于通过“五四”开出的路子，“学会了许多时髦”——他们不再禁止妻女“剪头发”，转而拥抱“摩登女郎”，“华丽的富贵的公馆里，居然也会陈设些未来派的直线主义的新式木器。至于‘黄金少年’，那更用不着说了。他们都很愿意做‘被消遣的男子’……”他们如同“菲（非）洲土人的酋长也会到巴黎去受法国资产阶级的荣华，印度的王侯也会学习最新式的英国跳舞”一样，“并不因此就不是封建残余的代表，而完成了民权主义的革命任务”。显然，瞿秋白在做出这种愤懑的描述和分析时，正沉浸在“五四”的历史影像里，正愤懑于当下的新文艺“不会再产生痛恨吃人的礼教的狂人，而只会产生些‘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他看到的“五四”以来的文学史是：“从狂人到面首——这又是一条奇妙的道路。”[5]
当然，这么来描述瞿秋白，并非要敉平瞿氏在对“五四”理解方面一直存在的内在分裂；他对“五四”欲拒还迎的态度，也一直反映着他深刻的内在矛盾，但那是另外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这里只是说明，即使在对“五四”持极端之论的左翼文艺家那里，仍然保留着“五四”和“左翼”共有的关于“文学”的理解和想象——负有“使命”的文学。这种文学的极端之处，自然是文学的彻底工具化，但这已是制度化的产物，而非文学本身。在中国近代以来特有的悖谬性的历史处境中，这种负有“使命”的文学想象，一直使文学处于“与现实的苦斗”（丸山升语）之中，从而成就了中国现代文学。而摆脱这种文学想象，哪怕标以“纯文学”，也极有可能走向其悖反——“新文艺的礼拜六化”或当代文学的“礼拜六化”。
这种文学想象自然也成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文学知识分子。他们坚持文学 “起组织作用的价值”[10](P301)，抗拒时尚或权威价值，以文学家身份承担思想家角色；有时，他们也以文学家身份承担战士角色，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以自己敏感的神经乃至血肉之躯，触碰着各种社会现实问题。这些角色的承担自然主要是以“文学”为载体，但也常常忍不住逸出狭义的“文学”文体，直接以“议论”的方式，担负着其自许的使命。虽然在特有的悖谬性历史处境中，他们也难免犯错，或缺少历史前瞻性，但却总能喊出社会的最痛苦的惨叫，发出时代的良知之声。如果从梁启超算起，或强或若，或中断或延续，这已是一个百年传统，而五四新文学运动和包括了鲁迅的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正是其中最华彩的乐章。时过境迁，当反思百年之中惨痛的历史结果时，却有人将其归咎于这种传统，凿凿有词地认为正是文学知识分子搅乱了人们本应安分的神经，打断了历史本应有的进程，而根本罔顾不同历史条件、历史语境之巨大差别，以一种自己也难以觉察的“从上面看”的视角心态和本质主义的思维模式，间接参与着对“醉虾”盛宴的调制。因而，从历史的“长时段”中找出“五四”与“左翼”本来就有的“共性”，就不仅是一个纯学术问题，而直接关乎着我们的当下……
参考文献
[1] 成仿吾.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A ]/ 冯乃超.艺术与社会生活[A ]/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A ]. 社科院文学所.“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C].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瞿秋白. 学阀万岁[A ].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 :第三卷[M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3]茅盾. 瞿秋白在文学上的贡献[N ]. 人民日报， 1949 - 06- 18.
[4]鲁迅.关于翻译的通信[A ]. 鲁迅全集:第四卷[M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5]瞿秋白.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A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七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毛泽东. 新民主主义论[A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张宁.走出弥达斯逻辑——关于“祛左翼化”与历史本质论[J ].郑州大学学报，2006，（1）.
[8]王德威.现代中国小说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9]胡适. 论短篇小说[J ].新青年，1918，四卷二期.
（刊《郑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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